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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必振译介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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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历史的勘探和挖掘工作
 
2018年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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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历史的勘探和挖掘工作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同志们,大家好!

    前面的同志已经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充分肯定了赵必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和有关安排,特别是文书记的讲话令人感动。过去在全国的一些会议上我与文书记见过几次面。文书记现在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坚持参加今天的会议。他开头就表示,他不知道赵必振是湖南人,因此感到愧疚。其实我觉得不必愧疚。为什么?因为文书记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作了很多贡献。而且从历史研究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发现、不断挖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对历史事实的了解,都是从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这样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恰巧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我想从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讲一个主题,就叫“做好历史的勘探和挖掘工作”。

    说到“挖掘”,大家很熟悉,资料的挖掘、史实的挖掘,但是“勘探”这个词,本是地质工作的术语,与党史无关。但我将它借用到党史工作或者历史工作中。指的是,地质需要勘探,历史也需要不断勘探。挖掘,与勘探有联系,也不完全一致。挖掘,是有了目标,再深入开挖,找出更多的东西来。而勘探,往往是遍地勘察,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再进行深入开挖。党史或整个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不断去寻找、不断去发现、不断去勘探、不断去深化的过程。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赵必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今天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个角度来研究赵必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前提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会大不一样。

    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传播的呢?它的历史过程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的党史部门和有关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教科书上也写了很多,有很多定论,这些研究和定论都是贡献,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甚至是定论,应该都是前人基于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情况、所掌握的史料、所处的环境而做出的判断。这些判断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是不是穷尽了所有一切历史知识、穷尽了所有一切历史资料呢?恐怕未必。所以,我们后人就有责任、也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之上,不断地进行勘探工作,也就是继续寻找,继续发现,继续探索,继续深化。

    因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常德市委党史研究室、鼎城区委党史办,还有湖南的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南的很多高校研究机构,都先后注意到赵必振这个人物,并积极地参与了赵必振研究的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个别学者首先注意到“赵必振”这个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观点。近年来,湖南组织力量,加强对赵必振的专题研究,搜集了很多历史资料,并且仔细地加以分析、考证,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确认赵必振1902年、1903年就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还找到了赵必振当年所翻译出版的很多著作。调查和梳理了赵必振的生平与经历,还大致查到了赵必振家族的一些情况。

    诸如此类,都深化了对赵必振的研究,不仅肯定了赵必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传播的这样一个实际过程的了解。比如说,教科书讲得比较多的,是从俄国传进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搞历史的都知道,日本这条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更早,而且还是很广泛的。赵必振就是这条途径和路线的早期开拓者。当然,前后两种路径的实际状况、作用和影响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都需要了解,都需要掌握。

    所以,对于赵必振研究所做的工作、所出的成果,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对这样的工作应该给予高度的赞赏;对这样的精神应该给予大力的弘扬。

    赵必振除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所做的贡献之外,还有国学的研究,当年专门写了《国学概论》。而今天,我们知道,国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显学。对国学如何界定?很复杂,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国学内容,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当代文化等等,深入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一百多年前,赵必振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向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对此,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因此,对于赵必振研究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历史需要不断地勘探和挖掘。

    赵必振研究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赵必振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对党史工作、党史研究、人物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迪。什么启迪呢?就是标题所示:做好历史的勘探和挖掘工作。

    什么道理呢?我们知道,什么叫历史?其实,自然、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在它发生的同时,也就在瞬间转化为了历史。就此而言,历史本身是客观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后人怎样记叙这样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历史,那就大有讲究了。

    按照我们党的要求,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毛主席也强调过、解释过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历史的事实,而且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真实地、准确地、全面地、完整地记叙和反映这样的历史呢?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历史放在那里,我们写什么,记什么,讲什么,宣传什么,这肯定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是必要的,不选择就没法写历史了。但我们所作的选择、所写的内容是不是准确呢?是不是完整呢?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很难简单地判定它准还是不准、是还是不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历史事实的勘探、挖掘、认识、记载,都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所以,这些记叙的事实,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不太准确的。从不太准确向更加准确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今天发现是准的,明天还可能有新的成果,发现原来的“准”其实不完全准,所以还要试着做到“更准”。

    比如说,举个实际例子,中美贸易摩擦,甚至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假如我们历史工作者要写一篇或者一本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历史,怎么写?我们可以根据报纸媒体介绍的一些内容来写,这样也可以出一本书,很多学者都有能力把它写出来。但是,进一步探寻,媒体的报道完全准确吗?尤其是媒体没有报道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吗?比如说,中美两个国家,他们是怎么决策的?领导层是怎么决策的?中国领导层是怎么决策的?美国领导层是怎么决策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吗?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中美两家之间的互相谈判,每一次谈判都说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问题?在哪些问题上有分歧?哪些问题上有共识?谁做了一些让步?谁没有让步?一般的人肯定不会知道。所以,这样写出来的中美贸易冲突史肯定只能是表面上的,会有很多不准确。真正准确的历史需要直接参与者来写,但是直接参与者一般不会写。等到后世来写,可能会客观些,但很多事实已经不知道了。有的通过查档案还能知道一些,有的甚至档案里都查不到。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写历史,还是要写,但要不断地写,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深化,然后力求逐步地把这样的朦胧的历史转化为清晰的历史。

    所以,近年来,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朦胧史”。“朦胧诗”,大家很熟悉,特别是青年人很熟悉,但是“朦胧史”就不同了,没有人这样说过。这个概念是我发明和第一次使用的。所谓“朦胧史”,就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明晰的、清晰的,但又是朦胧的、不清晰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清晰的,在那个问题上可能是朦胧的。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把朦胧转化为清晰的一个无限的过程。中国有一句老话,“打破砂锅问到底”。对历史就是要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不断地勘探,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追求,不断地研究,提出课题,深化研究,挖掘资料,不断开拓。赵必振研究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个精神。全国很多地方的党史部门也在不断地发扬这种精神。

    还有一个我特别要提到的启迪,就是今天这个会是赵必振先生家乡所开的会。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发挥家乡的作用。我们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有家乡,都有长期工作的地方。特别是湖南,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党史人物、历史人物很多。所有这些人物,所有这些历史,如果单靠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来研究,那是肯定力所不及的。要完全靠政府部门来研究也是力所不及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全国各地作为历史名人的家乡,或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做好这个工作。从家乡来说,这些事件也好,这些人物也好,都是自己家乡的光荣,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也是需要我们自己从热爱家乡的角度,不仅从大局的角度,而且是家乡的角度来研究它,挖掘它。在这方面,很多地方已经做了工作。赵必振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当然,光靠家乡也是不够的,家乡如何走出去,如何与党史部门结合起来,与学者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地做好工作,是很必要的。赵必振的研究工作就体现了这样三者的结合。党史部门指导、参与,人物研究会直接组织,而家乡,湖南也好,常德也好,鼎城也好,主动发挥作用,张罗、统筹、协调、支持,还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积极参与,集中力量进行专题研究。中南大学曾长秋他们还申报了国家课题,大家参与,这就很好。 

    今天的会议是赵必振研究的一次标志性的会议。第一次就是个标志,标志着一个初步的成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从现有的状况来看,我觉得成果还是很不错的:已经编辑出版了《赵必振文集》,当然,按照李捷同志的希望,赵必振先生的翻译文集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次会议还编成了论文集。我觉得虽然对赵必振的研究刚刚开端,但是起步就不错。这本论文的质量总体而言很好,李惠斌同志的,李蓉同志的,鲜明的,潘喜颜的,王翰浩的,等等,我稍微浏览了一眼,觉得很有深度,很不错。其他同志的也不错,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这样的研究。我希望或者祝愿大家,在这个方面进一步做出新的成绩。

    第三,进一步做好历史的勘探和挖掘工作。

    我们党史和文献研究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的资料征集历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1980年,中央在成立党史研究室的同时成立了一个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当年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史研究、人物研究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2010年,中央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把资料征编作为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强调资料征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要求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特别是抢救工作。资料工作涉及的历史很长。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已经抢救了,还要继续抢救,继续挖掘;1949年~1978年这一段,其实也需要抢救,因为当年的很多当事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不抢救,很多有可能就成为永远的迷。包括华国锋去世,我们就感到非常遗憾,他去世了,他当年所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很多事档案里头不会有。改革开放以后,40年来,这个历史资料也需要大量地征集,现在党史和文献部门正在做这个工作,口述史、回忆录都很好。

    我们要不断地开拓,查寻各地档案馆的资料是个途径,去到国外查档案也是个途径,想办法到台湾去查也是个途径,我们都做过这样的工作。凡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查档案资料。包括嘉兴研究一大“南湖会议”,就查了很多资料,也有很多发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在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以根据事实去做我们的判断。当然,资料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掌握资料的角度和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同意见,那是可以理解的,没什么奇怪。可以讨论,但是不要吵架。你说是第一人、第一个,我说是第二个、第三个,这都可以研究,没关系,以事实说话,以事实为准。

    赵必振研究,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他的生平,他的传播的作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他的国学研究,都可以研究;还可以比较研究赵必振和其他人物,在他之前在他之后的;他的译著、著作与其他人相比较,甚至他翻译的书本身与我们现在所翻译的文本的比较,很有意思。当年至少他很多是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语言翻译的。就像“全世界无产者”这句口号怎么翻译,历史上就有多种不同的翻译,琢磨琢磨,很有意思。

    另外,正如文书记所说,常德出现过很多历史名人:林伯渠、林修梅、朱务善,还有宋教仁、翦伯赞。我觉得常德应该继续加以重视,这些人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说,我昨天看了江边的画廊,上面有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很好。当然还能再扩大一点,整个常德的历史在里面都可以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来,历史人物可以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来。常德的市民到那一看,看到自己城市的历史,就会去了解,就会去琢磨:“这是谁啊?这是什么人啊?当年干了什么事情啊?”诸如此类,一个一个地问,这个画廊的吸引力就比一般的浏览观看更大,也更有价值。还有,我们的党建工作,我们的宣传工作,我们的党性教育,都可以运用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的、在我们家乡的素材来做教材,而且还可以转化运用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文章很大。

    所以,我希望湖南的同志、常德的同志、鼎城的同志以及专家学者们,能够在深化历史勘探和挖掘工作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为党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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